梁文道：民国文人为什么如此有才？
民国文人为什么如此有才？
文：梁文道 编：木叶
最近不只有一个民国热潮，而且其实也早从十几年前开始，大家有一股民国知识分子热，也就是说很喜欢去研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，研究他们的传记。
为什么呢？我想这里面往往就包含着对我们现代的处境的一些不满，或者是一些疑问，所以想回头看一看，当年中国知识分子是怎么样。
▌大师远去，再无大师
而在这个情况底下，很多人就发现，原来以前的大师都是民国人，至少是民国那时候过来的。
然后再对比今天就觉得哎呀，你看，今天真没有大师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盼望要等一个大师出来。但那个大师到底写什么，我们觉得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家是不是公认他是个大师。
比如说像今天我介绍的这本书《陈寅恪与傅斯年》，这本书下面有这么一个宣传语，“大师远去，再无大师”。
那么这句话我觉得就很妙，为什么要这么写呢？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人是空前绝后？那么这两个人空前绝后，他们之后又没有大师了，这到底对我们造成什么困扰呢？有什么问题呢？或者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呢？
比如说像这本书里面，我觉得有趣的地方，倒还不只是讲陈寅恪，而是包括傅斯年也把他包进去讲了，傅斯年我想对很多大陆的读书界的朋友来讲，稍微比较陌生一点。
这是因为长久以来傅斯年在台湾，过去大陆这边会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右派，资本主义的走狗，躲到台湾那边去，跟着老蒋过去了，所以，很多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陌生。所以我建议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，不妨把焦点集中在有关傅斯年的部分上面来看。
至于作者岳南，其实也是成名作家，过去我曾经读过他写的这个讲考古的一本书《考古中国》，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教益，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考古史上面一些有趣的一些事实跟经历。他是写报告文学的这么一个作家，而在这本书里面，他就想办法，把陈寅恪、傅斯年两位史学大师做一个对比，拉起来谈。
▌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都那么厉害？
陈寅恪
然后再让我们看到，这两个人性格是很不一样的，陈寅恪是很内向的，为学问而学问的，傅斯年当然也是，但是傅斯年有他成功的一面，就是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，这个对中国现代的史学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阵地。
同时性格上面，他跟陈寅恪越是相反，傅斯年矮矮胖胖，非常的火爆，非常的急躁，所以两个人看起来很不一样，但偏偏这本书就要把他们放在一起，因为认为他们是有关联的，也是好朋友，甚至有姻亲之关系在里面。
我们再看说回到大师的问题，这本书里面很容易给我一个印象，就是重复给我们一个印象，就是那个年代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那么得厉害？怎么个厉害法呢？
比如说这里面他说，傅斯年当年在北大的时候很红嘛，我们知道“五四运动”，北大学生游行的总指挥就是傅斯年。
而他后来到了伦敦大学念书，他在伦敦大学是学什么？实验心理学，同时选修化学、物理学、数学、医学等自然科学课程。
好，然后后来他又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；后来他又到了柏林，跟陈寅恪一起在柏林当同学，这时候这里面就提到，说有一天晚上，毛子水、罗家伦、傅斯年吃饭的时候，看到傅斯年在看的书是什么？是地质学方面的书。
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知道傅斯年研究的是什么呢？是史学，他又跟了当年德国近代史学之父，也就是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潮流的兰克，跟他学史料学、学实证史学。那么你想想看，什么样的一个人，能够先从自然科学学起，又去搞心理学、搞弗洛伊德，跟着研究地质学，最后落脚于史学呢？
我们再看原来当年这不奇怪，当年好像很多人都是干这样的事，例如说俞大维也在柏林念书，原来也是搞文史，后来变成研究军工、弹道技术，到了最后，甚至当了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。
所以看到这样的片段，我们很容易有个感慨，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都那么厉害呢？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人读这些书的时候，问这个为什么，与其说我们真想知道为什么，倒不如说这其实是一种慨叹。就是说，哎呀你看，人家就那么厉害，为什么呢？
我们并不是真正很想去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，这样的时代为什么会出产这样的人物，而这样的时代能不能复制？不能复制，我们应该客观地去研究它里面为什么应该复制一些东西，为什么不能复制，又会造成什么后果？
而不是单纯说，哎呀，这个时代过去了，没有大师了。我觉得这么一种很感伤的一个态度，并不一定很适合我们去看待民国知识分子时这个问题。
▌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
傅斯年
好，我们再回到后面讲到傅斯年，傅斯年晚年在台湾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大学都曾经听过这个傅钟敲响，这个傅钟是每年12月20号他去世那一天，纪念他的时候就会敲的，那这个傅钟当然是纪念台大校长傅斯年。
傅斯年晚年是到了台湾大学去当校长，跟了国民党跑到台湾去，这边就说到，当年傅斯年一上台，虽然只干了短短一年，影响就很大。
首先为了要改善当时台大的素质，他一来就炒掉了70个他认为不合格的教授，要求非常的严谨，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台湾红色恐惧嘛，到处要抓共产党。
傅斯年是反共，但是傅斯年反对你不分青红皂白地就说学院或学生里面有共产党，要抓、要怎么样，于是，他就在报纸上面骂人，骂什么呢？
他说学校绝对不兼警察任务，我不是警察，也不兼办特工，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，我将依法查办，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辞、血口喷人。可以说他跟当年在“五四”时候的傅斯年一样，捍卫了这个学术自由、学院独立的这么一个立场。
到了最后，他在一次会议里面，他就说，奖学金制度不应该废止，对于知识好、肯用功的学生，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，我万分同情。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，让他们有安定环境，才能够用心勤学。
说完这句话，他就当场气倒，因为当时是在跟别人争辩，结果他气倒之后，后来很快就去世了。
去世了之后，后来台大的学生还上街为他去游行，要去揪出把他活活气得病倒的那个人出来，闹的事件还非常大。
可见傅斯年在很多学生，在后来学者的心目中，虽然觉得他霸道，但是他到了最后没有辱没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。
民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令人惊叹，他们不只是学识渊博、才华横溢的学者，他们还是孟子所说的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。
陈寅恪先生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文化符号，他的作品被一再翻版加印，他的家族故事和传奇经历也被一再传播，他所言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更是成为人们倒背如流的醒世箴言。
傅斯年则是一位学界斗士，他对近代学术体制的推动与建设功不可没。他去世后，陶希圣为之怆然：“傅斯年活着时，人们怕他，可是等他一死，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，才发现，已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。”
两位性格迥异的大师，他们所秉持的是共同的知识分子之人格，值得所有国人肃然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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